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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

民族主义与家国情怀:我们怎样读方方?

吕恒君:方方日记对于个体的记录,客观上构成了疫情期间的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却正是凝聚国族意识的一个要素。

武汉封城时写下封城日记的方方事件不断发酵。女作家方方不仅面临着长时间公开的网络暴力,也似乎沦落成为身份敏感的危险分子。近日来,不仅方方日记及“部分知识分子”在抗疫思政会上被张伯礼院士指责为缺乏“家国情怀”,曾在武汉疫情高峰时期敲锣为救母命的李丽娜(网络上称为“敲锣女”)也公开要与方方划清界限,并怒斥不要“拖她下水”、给她“带来伤害”。从3000万人夜读方方才肯睡去,到越演越烈的“美狗”、“汉奸”、“递刀子”等谩骂,方方现象折射着当下社会的狂热舆情与认知层面的巨大撕裂。

从文学批评角度进行考察,方方日记凸显了市民文学的特色。如同1940年代的上海沦陷区,在全国主流媒体进行“救亡”、“启蒙”等国族宏大叙事的同时,女作家张爱玲却记录着孤岛上海琐碎的日常以及普通市民不完美的人性。虽然此种书写方式长时间内被国共两党嗤之以鼻,作家本身也一度被扣上“汉奸”的帽子,但在风气开明、人文意识空前复苏的1980年代,她却终因书写“人的文学”而被正式纳入中国文学史。同理,方方日记立足于武汉封城之下普通市民的悲欢离合,并且特别关注一些无法及时在主流媒体发声的边缘性小人物,譬如深夜被拒的农民工、流落在外的武汉人、被邻居强制封门的感染者、呼求无门的病患家属、失去家人的孩子以及福利院老人等等。“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正因方方日记忠实地记录着这些单薄的个体在疫情突袭之际的痛苦与惶恐,这使得她的日记充满着深切的人性关怀,在寒冷的冬夜与遥遥不知终日的隔离之中温暖着读者们的心灵。与西方不同,在全方位的深入讨论与广泛的宗教安慰还无法及时跟进的社会结构中,她的日记与李文亮医生微博之下的“哭墙”一样,成为抒发人们茫然与焦虑情绪的一扇窗户。人们在其中窥见了疫情之中的自己,重复着同样的疑问,分担着相似的恐惧与担忧。这种记录客观上构成了疫情期间的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却正是凝聚国族意识的一个要素。

考察方方日记的内容,不难发现,其所立足的一切均在于作者清醒的常识:譬如前期的毫无经验所造成的医疗资源的挤兑,全方位封锁所带来的民众生活的失调,官僚主义的僵化与迟缓,民众的心理创伤等等。而方方笔下的一切,我们同样能在疫情之中的世界各国找到各种样本,譬如在前期防疫中应对迟缓而出现资源挤兑的西班牙与意大利;测试严重不足、医疗器械投入相对困乏的美国与英国抗疫前期等等……甚至就连专业信息的偏差,政府机构的迟疑,福利院老人子女们的抱怨,以及民众对经济下滑的担忧,我们也都同样能在抗疫相对成功的德国找到种种类似的版本。只是,在新闻审查并不严厉的国度,它们得以及时曝光并迅速形成舆情。而方方日记所记录的一切并非在于作者有着任何先见之明,而在于作者本身的忠实态度。其实事求是地记录着疫情之中的世情百态,其敏锐的观察与深切的同情不仅彰显了作者对于常识的坚守,更使她的作品展现出不加掩饰的人类的悲欢离合,从而构成“特殊中国环境之中的世界命运”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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