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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双循环”格局下的内需倍增

程实、钱智俊:当前中国经济加速走向真内需模式,“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新链条正在形成,有望持续激活消费、投资协同增长的长远潜力。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 面向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仅意味着扩大内需的“量变”,更指向了内需动力模式的“质变”。

在此前以“外循环”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长期沿循“对接国际需求→制造业加大投资”的需求传导链条。这一链条虽然拉动了内需规模的高增长,但是也引致了投资占比过高、居民消费不足等结构性失衡。更为重要的是,内需的源动力仍然较多依赖国际市场,因此本质上是“伪内需”模式。

以2015年供给侧改革为起点,以“双循环”建设为机遇期,当前中国经济加速走向“真内需”模式,“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的新链条正在形成,有望在夯实内需韧性的同时,持续激活消费、投资协同增长的长远潜力。基于此,我们预测,至2035年,中国内需的实际规模有望较2019年实现倍增,内需结构料将多重优化,进而为畅通“内循环”奠定坚实的需求侧基础。

内需的现状:增速有优势,结构有短板。

鉴于当前国内外形势,对中国内需的研究亟待注重两个要点。其一,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交叠,前瞻中国内需的长期远景,需要充分结合时代趋势与国情演进。其二,针对内需的跨国比较宜尽量剔除通胀影响,以便揭示真实需求的演化,这在疫情时代全球货币政策超宽松的背景下尤为重要。沿循上述思路,我们发现,目前中国内需在“全球-历史”大坐标系下呈现两大特征。

一大特征是增速较快。从成分视角来看,无论是中国的投资内需,还是消费内需,在全球视野下均长期保有增长优势。就投资而言,1996-2019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实际同比增速的年度均值为11.4%,较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和OECD成员的平均水平,分别高出8.0个、4.3个和9.1个百分点。就消费而言,1996-2019年中国最终消费实际同比增速的年度均值为9.4%,较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和OECD成员的平均水平,分别高出6.6个、4.5个和7.3个百分点。

基于此,1996年至2019年,中国内需总量的实际同比增速中枢为10.1%,大幅领先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和OECD成员的平均水平,增速优势分别高达7.2个、5.2个和8.0个百分点(详见附图)。得益于长期较快增长,至2019年中国内需规模已扩大至12.6万亿美元,约为美国内需规模的57%、欧盟的84%,以及日本的1.7倍。

另一大特征是结构失衡。从结构视角来看,至2019年中国内需依然存在逐层递进的三重失衡(详见附图)。一是消费投资比例失衡。2019年,在中国内需总量中,消费需求占比仅为65.0%,而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比例则分别高达94.2%、76.8%和75.6%。二是居民消费发育不足。在中国消费总量中,居民消费的占比仅为70.0%,较美国(83.0%)、日本(73.4%)和欧元区(72.2%)仍有差距。三是服务消费占比过低。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消费重心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是大势所趋。至2019年,美国和日本的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分别达到69.0%和60.6%,而中国仅为49.5%。

有鉴于此,未来用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激活居民消费潜力,加速服务消费发展,有望成为中国强化内需引擎的结构性重点。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提供了内需结构的方向性指引,但是其具体比例并非“金科玉律”。事实上,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来看,若内需结构过度“重消费、轻投资”,将造成产业空心化、消费杠杆高企等弊端。若消费重心过度“重个人、轻政府”,也易形成公共品供给不足、贫富差距过大等弊端。在当前全球乱局之下,疫情冲击导致弱势群体受到非对称压力,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形成新一轮投资缺口,或将放大上述弊端。因此,未来中国内需结构的调整不宜对照发达国家亦步亦趋,而应根据自身特征和时代趋势寻求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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